当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红外相机捕捉到更多幼崽嬉戏的画面，当若尔盖湿地的候鸟种群逐年增多，这些触手可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达成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称“昆蒙框架”），确立了“3030”目标，即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全球海洋和陆地。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机构测算，为实现这一目标，全球每年资金缺口达数千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战略。近日，生态环境部就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印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纲领性文件，建立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机制，积极引导企业采取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生产经营方式。
“生物多样性丧失被认为是全球三大环境危机之一，‘昆蒙框架’同时强调金融机构在监测、评估和披露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方面的责任和应采取的行动。”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
白韫雯表示，目前由于缺乏相关风险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将其纳入内部风险管理体系，“金融机构如何将自然风险全面纳入投融资决策，让保护行动获得可持续的资本支撑，仍是摆在全球面前的核心挑战。”
多数机构缺乏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方法和工具金融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管理大多体现在ESG综合治理框架中，全球央行和金融机构逐渐重视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识别和管理。白韫雯对记者强调，“但由于缺乏相关风险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将其纳入内部风险管理体系。”
目前，随着各国政府普遍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与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保护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也在逐步完善和提高。
白韫雯向记者介绍，世界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框架》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要求借款国必须解决与其项目相关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欧洲投资银行《环境与社会标准》提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要求项目方评估并预防在项目周期中可能产生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我国依赖于生物多样性或自然的经济活动产值高达9万亿美元，约占GDP总量的65%。白韫雯表示，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我国自然融资及生物多样性政策推进同样取得重要成果。《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出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被列为环境信息披露的重点领域之一。
生物多样性丧失如何给金融机构带来风险？白韫雯向记者表示，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研究报告显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会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成本及风险，直接影响其财务表现和金融价格稳定。
例如，在巴西银行向非金融公司发放的贷款中，46%投向了对生态系统服务具有较高或极高依赖性的行业，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将会导致其不良贷款比例提升约9个百分点。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马来西亚，其不同类型银行的自然相关平均风险敞口高达70%到95%。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物理风险是指生物多样性丧失对某些行业以及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例如生态退化会对农业、林业、旅游业等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转型风险是指由于政府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或提高相关标准导致经营活动受阻，造成企业倒闭或违约等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机构和生物多样性之间还存在“双重重要性”的关系。
白韫雯强调，不仅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对金融机构产生重要影响，金融机构本身的投融资活动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因此，管理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时既要评估金融机构现有资产组合相关风险敞口，还要管理投融资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
十大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我国正通过国家公园建设履行“3030目标”。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是全球生态治理与国内生态文明体制创新的关键实践，对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白韫雯向记者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孤立的环保行动，必须依靠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才能走深走实。
自2015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发布以来，我国陆续开展了十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并于2021年正式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分别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
白韫雯向记者介绍，从实践成果来看，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实施生态修复近54平方公里，重点区域大熊猫数量增加50只，大熊猫野外年遇见率由178只上升到185只。武夷山国家公园创新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实施毛竹林地役权管理、商品林赎买，基本实现集体自然资源统一管护。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目前主要依赖财政资金投入，社会资金参与的范围和力度不足，金融机构在支持国家公园建设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白韫雯向记者表示。
第一，政策激励保障力度不足。尽管我国已出台担保贴息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企业与金融机构对国家公园项目的经济回报预期较为保守。
第二，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市场规模有限。同时，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发展不足，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外，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生态产品或环境权益交易市场。
第三，尚未形成完整的金融产品体系。现有与国家公园相关的市场化金融产品主要以绿色信贷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为主，覆盖范围和资金规模相对有限，难以满足国家公园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
第四，自然相关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目前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家公园区域开展投融资活动时，对自然相关风险的重视程度不足风险防范和预防力度不够，且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能力。
对于下一步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白韫雯强调，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需从“单点创新”迈向“体系化构建”。
例如在项目层面，金融机构应加强投融资活动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完善评估方法、工具和体系。在项目投入前，评估项目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可能性，设计可能的避免、最小化影响、缓解和应对补偿措施；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及时披露项目实施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受公众监督；在项目完结后检测项目效果，是否有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是否提升居民幸福感。
另一方面，白韫雯建议，应从完善配套设施、创新产品体系上增加国家公园建设的正向金融支持，弥补国家公园建设的资金缺口，提高生态项目的盈利能力。“建议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长效机制，从完善配套激励措施、创新产品体系等方面更好推进国家公园建设项目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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